受包括“十一五”開局效應和換屆效應在內的多種因素影響，2006年的中國，該漲的和該降的都是一路“飄紅”：上半年全國10.9％的GDP增速被稱為當今世界最具震撼力的數字之一，而單位GDP能耗增加0.8%、主要污染物指標也不降反升的嚴峻形勢則引起了國家層面的高度關切，給“高燒”不退的中國能耗下的“猛藥”一劑接著一劑，大有不見效果不罷手的意思。有人說，山東是微縮版的中國。讀懂了山東經濟，也就讀懂了中國經濟。中華環保世紀行記者團近日在被稱為“能耗第一大省”的山東采訪時發現，盡管其經濟發展已經艱難地呈現出了“變綠”、“變清”之勢———上半年，山東單位GDP能耗下降1.5%。但是，在節能實踐中，很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沒有標準答案。比如：逐級與地方政府和企業簽訂的節能降耗目標責任書如果完不成，該由誰以什么樣的程序進行問責；如何讓財稅政策和價格杠桿在鼓勵企業節能和調整產業結構中起效以及如何促使地方官員在發展和降耗的兩難中作出正確抉擇等等。
企業
立“軍令狀”不如用財稅政策和價格杠桿
金晶集團副總經理朱永強認為，對企業而言，技術節能的貢獻率應該上升到第一位。作為以
玻璃及延伸產品為主業的大型企業集團，去年7月，他們果斷技改，將生產
超白浮法玻璃的燃料由重油改為了天然氣，僅一條
生產線一年就因此節約3888噸標準煤、減少二
氧化硫排放70噸、二氧化碳排放2333噸，以當前價格計算，節約成本近3000萬元。但記者注意到，促使他們研發并實施該項
節能技術的直接原因是，重油價格從1700元／噸飛漲到3500元／噸引發的成本壓力。朱永強坦言，技改投入大，見效慢，企業在決定是否采用某項節能技術時，還是會首先考慮資金實力和市場情況。近日，能耗大戶們紛紛給各級政府立下了“軍令狀”，承諾了各自的節能指標。但從某種意義上說，“軍令狀”遠不如財稅政策和價格杠桿發揮的作用大。
視節能降耗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萊蕪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卻在踐行責任時遭遇了“歧視”，而在記者走訪的10余家企業，還有兩家也遇到了同樣的困惑———由于各方利益沖突，企業余熱余能發電不僅得不到應有的優惠，反而要為此支付不菲的費用。萊鋼總經理李名岷說，萊鋼目前已運行的余熱余能裝機容量達7.9萬千瓦，年底發電能力可達用電量的20%，但新增能力上網發電的申請卻遲遲得不到電力部
門批準。電力部門每年會給企業下達余熱余能發電電量指標，對超出計劃的部分，還要加收費用，機組滿負荷發電非常困難。而對企業自發自用的部分，地方電力部門則要根據電力系統的規定，征收備用容量費11元/千瓦。李名岷表示，2000年頒布的《資源綜合利用電廠（機組）認定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了免交上網配套費、優先購買等優惠政策；而2005年實施的《鋼鐵產業發展政策》，更是要求鋼鐵企業必須發展余熱余能回收發電。但這些政策并未得到根本落實。
地方政府
在發展和降耗的兩難中抉擇
在日照市招商局網站上，記者發現了這樣一段文字：“日照依托大港口、大腹地，面向大市場，發展冶金、化工、能源、糧油、漿紙、木制品、水泥、現代物流、旅游等優勢產業，目前在建或即將開工建設的過百億元的大項目5個，分別是鋼鐵項目1個、制漿造紙項目1個、石化項目1個、發電項目2個……”記者擔心這些高能耗項目將使日照的節能任務變得艱巨，但副市長張喜忱卻不這么看。他認為，現代工業首先要考慮節能降耗和科技含量，只要嚴把“入口”關，就能實現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節能降耗的多贏。要贏就要有付出。近兩年來，日照先后拒絕重污染、高能耗項目79個，其中投資過億元的6個。同時，對新上項目要求嚴格落實循環經濟規范，盡可能采用先進技術。張喜忱透露：“我們正在通過舉辦水上運動會等活動，增加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將來日照發展的重點將不再是工業。”如果說發展工業只是日照的“權宜之計”，而且有條件在新的產業布局中通過高新技術降低能耗的話，淄博市作為一個老工業和重工業城市，其2005年萬元GDP能耗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72%，要完成節能降耗任務，唯一的出路就是調整產業結構。對此，淄博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周清利清醒的認識。他告訴記者，淄博的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沒有實現質的轉變和提升，產業層次低的狀況沒有根本轉變，原料型、初加工型產業仍占據主導地位，今年上半年，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僅占規模以上投資的9.9%。結構調整任重道遠。面對各級科學發展能力的重大考驗，淄博市提出了一系列化解資源、環境瓶頸制約的新思路、新舉措，結構調整力度空前加大，遇到的阻力也是巨大的，特別是在淘汰落后產能時。周清利說，有一次他在外面開會，秘書通知他老家有人來看他。他回來才發現，來“看”他的人竟然有300多，把市委大院幾個門全圍住了。原來，這些人是他下令關停的一個老鄉開的水泥廠的人，在反復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后人才散去。周清利說，淄博為關停一批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下了很大力氣。僅關停47條立窯水泥生產線，就花了1億多元的職工安置等費用。
專家觀點
價格杠桿還未真正起效
周大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前所長）
我國土地、能源和其他礦產資源的市場價格過低，沒有體現資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場價值以及環境成本，要想實現“十一五”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標，迫切需要對能源資源價格體系進行重大調整。價格影響能源的即期消費，更影響長期的能源消費變化方向。過低的資源能源價格以及較弱的排污收費的力度，促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向高資源消耗、高環境代價的低端產業和產品傾斜發展，難以引導對資源的高效利用和環境保護。以煤炭為例，我國的煤炭價格機制只反映煤炭的開采成本，資源和環境成本并未計算在內。大部分國有煤礦的礦業權是無償獲得的，資源補償費費率低至1％，破壞環境后的治理和恢復費用也沒有反映。在這樣的價格機制下，煤礦開采挑肥棄瘦現象相當普遍，導致我國煤礦回采率只有30％左右，而世界先進水平為50％以上。我國是世界上煤炭占能源比重最高的國家，因此，價格調整應當以煤炭為重點。能源價格調整要有較大和足夠的幅度，對產業發展和能源消費有明顯調整作用。充分體現資源開發和加工轉換過程中的土地、水、生態等環境成本，體現資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場價值。絕不能靠壓低能源價格調整物價水平。
節能降耗必須有創新性舉措
郁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能效中心主任）
今年上半年GDP單位能耗不降反升，一方面是因為各地追求GDP增長速度的趨勢仍然很強，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真正實現轉變；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本身有很大的慣性，原來那種主要依靠高耗能原材料和能源行業擴張推動經濟增長的勁頭仍然很足。實現節能降耗目標并不容易，沿用現在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有新的、重大的、創新性的舉措。
另外，能效標準應當成為投資項目的重要約束條件。新增生產能力的能效水平有決定性作用。對新增生產能力要嚴格制定能效準入制度；加強對企業規模、工藝技術、原料路線等方面的標準制定。高能耗行業特別要進行能效水平核準，不能建設低水平、高消耗原料工業。采取單位產品能耗和單位增加值能耗作為準入條件。
與【】相關熱點資訊:
【了解更多 “” 相關信息請訪問
幕墻專區 】
